美日同盟建立在美国的军事控制上，以美国的战略利益为基石，它阉割了日本的自立，因而孕含着解体的危机。有中国学者指出,“美日同盟使美国可以对日本的安全战略走向施加有效的控制”，“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设定了一个限度”。[1]美国东亚战略追求的目标，是在确保美国主导权的同时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约瑟夫•奈认为，“美日同盟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秩序是氧气——我们视其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除非我们失去它。” [2]日本实力与对外发挥作用的意愿急剧膨胀将与美国维持美日同盟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美国与日本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有让日本无法以防范中国为由独立发展军备的意图。20世纪90年代初，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泰克普尔将军曾言，一些美国人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看作是阻止日本重新武装的“瓶塞”。[3]1992年美国国防部拟定的1994－1999年“防务计划指南”暗示，未来美国将会阻止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地区强国获取主要军事大国的属性（特别是核武器和远程投射力量）。[4]既便是像迈克尔•格林这样主张加强美日同盟、扩大日本在同盟中作用的人士也认为，应该继续限制日本对第三国采取进攻性行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土和一千海里交通线以及对美国的全球行动提供后勤支援。[5]

美日拥有迥然不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是当前美日同盟的潜在危机根源。美国信奉单极霸权论，日本的利益显然存在于多极世界中。未来日本实现其压抑已久的政治、军事大国抱负将招致美国的战略打压。美日同盟的战略基础已经消失，内部的裂痕将不可避免地扩大。“美国利用美日同盟追求霸权利益的全球战略与日本利用这一同盟追求其战后第二次崛起的国家战略而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6]从长远看，美日同盟的前景暗淡。阎学通等学者认为,“日本向一个‘普通国家’的回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继续维持驻日美军从长远来看对日本人也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更加追求自主性的日本将会拒绝向部分是为了遏制自己的外国基地提供资助”。[7] 有美国学者指出，从更长远的情况来看，阻止日本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的长久之计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安全共同体，而不是排他性的美日同盟。[8]由于美国利用这一同盟体系谋求实现单极世界战略，“日本依托该同盟全面提升其大国地位的战略要么与美国的地区平衡战略发生激烈碰撞，要么在全面失望中另觅他途，因此日本目前所奉行的以‘片面迎合追随’为特征的功利政策从中长期看将难以维持。” [9]战后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政策取向主要基于：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大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利益；源于无核、少量武装的国家安保要求。[10]日本的经济正在与亚洲加速融合（2004年中日贸易额首次超过美日贸易额），日本正在重整军备，美日同盟很快只剩下空洞的“共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美《洛杉矶时报》1999年8月25日披露，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两篇报告得出结论，日本“正在两面下赌注”，一方面加强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一方面又在准备应付完全靠自己时将面临的局面。[11]美日之间相互猜忌、防范于此可见一斑。

美日同盟的软肋是日本走向自立。因此日本的任何独立倾向都会遭受美国的打压。日本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遭受美国事实上的封杀。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8月2日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共同阻止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决议提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8月3日向美国国务卿赖斯抗议说，美国的支持“只是口惠”。[12]日本急切地利用美国的全球战略达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的遭遇挫折。日《每日新闻》日前刊登一篇《不和谐的日美关系》的文章说，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人对日本失去了耐心，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原定于10月21日－22日的访日计划已被取消。[13]日《世界周报》于10月11日刊发的一篇题为《驻日美军调整可能将以失败告终》的文章认为，美日两国间在基地调整问题上设定的前提不同(战略目标不同)，美国强烈反对日本坚持要美军合并其驻日基地的提议，至少其最终结果不会像两国宣布的那样强化同盟关系。[14]美日双方在日本 “争常”和基地调整问题上暴露的矛盾表明，战略上的格格不入已开始影响到同盟的操作层面， 美日同盟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战略上都开始显现裂痕。

美日同盟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同时遏制中日，但随着中日的先后崛起，已凸显了这个同盟内在战略目标的混乱。美国前驻日大使阿马斯科特认为，美日同盟的终结将使美日关系加速向新的战略角逐方向发展，可能使日本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促使中日在推行更加排外的、损害美国利益的泛亚地区主义方面展开合作，而“美日同盟使我们能够更便利地以一种高效的、再保险的方式介入到亚洲的均衡当中。” [15]美国这种政策选择违背了战略集中的原则。随着中国实现国力的大跃进，日本庞大的经济力量向军事和政治优势转化，亚太地区进入二强并存的时代，美国同时遏制中日的战略面临两难困境。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独立倾向日渐增强的日本。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崛起，日本在中美之间奉行灵活的外交政策有了强有力的客观基础，这将加强日本国内对美说不、寻求完全自立的倾向。如果日本与亚洲邻国和解，日本将成为东亚合作的积极力量，用亚洲的力量平衡美国的压力，在美亚之间左右逢源，则日本在外交上将立于不败之地。

美军的安全保护是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前提。目前的日本还不具备在现今国际体系中完全自立的国家综合力量，如日本在战略和军事领域不具备与经济实力相称的力量。战后日本的经济立国及和平宪法的束缚使日本在安全和海外贸易通道等方面高度依赖美国，日本国内也形成了强大的亲美集团和易于接受美国压力的决策惯性。[16]日本目前不具备彻底摆脱美国控制的力量，日本也不急于摆脱美国的控制，在榨取尽同盟的利用价值之前，日本不会与美国分道扬镳。日本一边赚取依赖美国的好处，一边在地区战略制衡中快速发展自己的意图清晰可见。冈崎久彦认为，最高的价值并非“自立”，而是“安全”和“繁荣”。添谷芳秀认为，不论美中出现何种对立或协调也决不能动摇美日基轴路线。[17]今天的日本正在美日同盟的幌子下韬光养晦。日本避开美国的战略锋芒，扮演亚太“忠实盟友”的角色,利用新的“单极”与“多极”的战略对抗渔利。在美国纵容与支持之下，日本正在加紧增强自主防卫能力、拓展外交空间, 在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大混乱中,观望形势,图谋逐步实现大国的自立。

日本的抉择

日本的成就在非西方民族之中无与伦比。日本是第一个成功抵抗西方侵略并进入列强行列的非西方国家，第一个以经济成就成为发达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从1945年到1993年，日本是“不正常”的国家。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处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之中。日本正在面对继明治维新、战败被迫与美国结盟之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抉择。日本将走向何方？

面对东北亚变动的权力格局，日本有三种战略选择。

第一、在中美之间寻求超然的地位，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势力范围。

第二、维持美日同盟。

第三、与亚洲邻国实现和解，建立战略协作，回归亚洲，实现完全的国家自立。

日本的第一选择是死胡同。日本孤悬于东西方之间，地缘上先天不足，资源贫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整合东亚，已被历史证明是一场虚幻的大梦。日本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抗拒美国单极格局的不对称优势，更不能在中美两大国的夹缝中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日本被迫在美国的卵翼下继续韬光养晦即是日本不能再度复活大国权力的明证。

继续维持美日同盟是下策。冷战结束以来的美日同盟不具备实质性的共同利益，同盟勉强得以维持所靠的只是两国数十年战略同步的惯性，以及日本由于长期依赖美国而导致的国家意志无能(包括在军事上不能自立以及依美寻求发展的韬光养晦)。自立是一个民族主体性与尊严的真正体现，是民族国家在现今国际体系中所能向往的最高价值。走向自立的日本与美国控制日本以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前沿存在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个矛盾将随着中美日战略互动的加深而日益凸显。

回归亚洲是上策。中国的兴起，客观上削弱了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滥用武力、不受阻碍的单极格局，恢复了全球的战略平衡。日渐兴起的中国是稳定全球形势的一支和平力量。中国崛起直面美国的封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导致美日战略冲撞，使中日具有潜在的共同战略利益。中国的兴起为日本实现完全的自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日本追求国家独立的努力也为中国打破美国的战略封锁、实现和平崛起展现了难得的战略契机。寻求大国地位的日本与崛起的中国有可能建立两个大国间平等的战略协作。美国在东亚将面临战略上的无奈。中日的对抗和敌意远非看起来那样深刻，中日的亲和流淌在两大民族的血液里。中日之间不会真正走向冲突。中日作为中美日三角中较弱的两方，只有在战略协作中才能维持彼此的生存与独立。美国一厢情愿地在中日之间打平衡牌是注定要失败的。只要美国作为一支超级力量继续存在，中日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被抑制。美国提升日本战略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存在，一旦中国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对美国的利用价值，日本逃不脱鸟尽弓藏的下场。美国的存在是驱迫中日走向战略协作的强大动因。日本与中国已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它是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价值的经济先导。二战后法德的真正和解是由经济的联合启动的。日中经济的融合以及日本经济融入亚洲蕴藏着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机，为日本走向自立敞开了一条坦途。中日日益溶合的经济以及日益趋同的战略利益是中日战略协作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将成为撬动东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支轴，是促使美日同盟走向解体的推手。

日本是一个转型中的巨人，作为新兴的力量，日本正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为中国谋求一个安全与和平的发展环境提供了一个战略契机。中国要适应并应对这一历史性转变带来的机运和挑战，鼓励日本重新成为安全上自立的大国，尊重日本希望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一个更加自主的日本将不可避免地要干扰美国的亚洲政策，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包含固有缺陷的威权同盟在中国崛起和日本走向自立的内外冲击之下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分崩离析。复兴的中国与重生的日本将成为一体化的亚洲的核心。日本的归宿在于回归其历史和传统的源泉，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寻求和解。

Rift Embodied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赵葆珉

[内容提要]美日同盟一直是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但这一同盟建立在美国的军事控制上，以牺牲日本的自立为前提。冷战后美日同盟重新定义，有不断强化的趋势。然而在这种表象之下，潜藏着美日不可调和的战略冲突。日本寻求独立外交与防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崛起以及中日经济的融合为寻求自立的日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日本的未来在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寻求和解。

 [关键词]：美日同盟；日本的自立；日中经济的融合；中国的崛起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在随后的冷战岁月中，美国逐步把日本建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军事支柱，美日同盟就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则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实施遏制的冷战前沿。[1]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而导致全球霸权衰落，在对苏争霸中力不从心，被迫调整其亚太战略，中美和中日关系实现历史性缓和，亚太地区出现了中国与美日同盟的蜜月期。冷战的终结使中国与美日同盟失去共同的战略利益，中国与美日同盟之间呈现出一种似友非敌的情状；[2]美日同盟内部也因为共同敌人消失而一度处于漂流状态。随着90年代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的遏制战略再度指向中国，美日两国重新定义美日同盟，发表新安保联合宣言，美日同盟也因此起死回生。日本在新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预示着日本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终极目标。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日本，其未来走向引人注目。日本可能作为独立力量的再次崛起正在成为大国云集的东北亚的一个变数。   

“威权同盟”中的日本

    美日同盟是一种“威权同盟”，[3]它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强制优势之上, 是美国军事征服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的产物(日本被迫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缺乏共同的战略基础。“美日同盟” 具有高度的非对称与不平等性，其实质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顺从，是战胜国将一个被征服民族强行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美国在军事上对日本实施严格控制，坚决不让日本形成自主的军事力量，不允许日本发展可能导致其自立的战略武器。“威权同盟”包含着结构性缺陷，随着被压制盟国力量的恢复，同盟有可能自动走向解体。

   1945年，伴随着日本帝国的彻底毁灭，美国力量历史性地进入亚洲。“明治维新”之后崛起东亚舞台77年的日本从此笼罩在美国的巨大阴影之下。美国对于日本的军事复兴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立即独占日本，并阻止其它战胜国染指。华盛顿始终存在着一种忧虑，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控制日本，其力量就有可能融入到敌对集团中去。[4]驻日美军基地是美国在亚太存在的基石。美国国防部在1949年6月的《关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必要性的战略评估》中表示，“日本列岛对美国在远东的安全保障利益具有高度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控制日本列岛“可以获得向亚洲本土以及苏联的有关岛屿投射军事力量的作战基地”。[5]

亚太冷战对峙为日本经济复兴提供了契机。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实施严厉的整肃。1945年8月29日，杜鲁门政府出台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确立了“确保日本将来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的原则。[6]但很快由于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以及新中国的崛起，美国放弃对日遏制政策，改为扶植日本。1948年乔治•凯南在美国的远东战略评估中建议“将日本作为远东的稳定因素看待，并帮助日本摆脱经济上的困境。”[7]此后的日本顺利地踏上了美国的同盟战车,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远东防线。美日同盟使美国在东亚地区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点，增强了美国自身的力量，使美国成为东亚事态的主宰者。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的防卫合作则是它为重新获得主权而付出的代价”。 [8]

二战后靠安全合作维系的美日同盟实质上是相互借力、各有所图。同盟始终存在抑制日本重新武装的一面。冷战中的美日同盟，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既要扶持日本的力量，用以抗衡敌对阵营，又要抑制日本的复兴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美国对日本的战略猜忌和防范始终存在。一些美国学者认为, 同盟可以将日本安抚于美国的卵翼之下，一方面可以消除日本再次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可能，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日本的和平主义信念。[9]冷战后的新美日同盟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战略一脉相承。整个冷战过程中，壁垒分明的两极对峙使日本融于由美国和欧洲构成的一极——西方。日本被强行注入的西方价值有效地加强了美日同盟这个军事、政治共同体的力量。但是日本在过去六十年成为美国的可靠盟友是因为日本别无选择。冷战时期它需要美国的帮助以抗拒苏联的军事压力，也需要在美国的军事盾牌下实现修养生息。冷战后美国更强大的单极优势以及日本在东亚的孤立使日本只能跟随华盛顿的领导。

美国亚太战略的“阿基里斯脚踵”就是日本与中国实现和解、走向战略协作。因此，在中日之间形成相互制衡，使它们无法像法德轴心壮大为大欧盟那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前提。中日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持续百余年的冲突与历史积怨，为白宫实施分而制之的古老统御术留下了操控的空间。白宫按照抑强扶弱、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决定敌友。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而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日力量消长加上两国历史上存在的长期冲突及领土争端等纠纷，使日本对中国的猜忌和防范大增，美国抢先通过加强美日同盟阻止了中日提升双边关系的可能, 同时把日本拴在同盟的战车上，企图继续维持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今天的日本遇到了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强势中国”[10],日本的经济日益融入亚洲，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观念日趋动摇[11]。日本的对美、对亚两面外交正陷于恶性循环的死结，在中美之间日益进退失据，无法与邻国和解已成为日本受制于美国、孤立于亚洲的致命伤。日本资深政治家河野洋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状态是小泉首相一味追求亲美路线，在美国不断抛出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时向美国一边倒的结果。” [12]日本的战略困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日本之所以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日本之所以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互信，就是因为美日同盟的存在。不能独立自主的日本，只能充当美国东亚政策的炮灰。

新世纪美日同盟潜藏的战略冲突

进入21世纪的美日同盟是否会因彼此间的战略冲突加剧而走向破裂中国学界见仁见智。有观察者看到了美日同盟中日本仆从国和追随者的地位，美日同盟在遏制亚洲新兴大国的同时，还具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抑制日本脱美倾向”、压制日本 “发展自主防卫，摆脱对美依赖”的一面，以及“日本是美国在实施其全球战略过程中利用的一个对象。只有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日本才是能够得到美国保护和支持的日本。” 但这样的观察并未基于对美日之间结构性战略冲突作深度剖析，也对中国兴起与日本走向自立的权力格局变动对美日同盟的冲击缺乏探讨，于是得出结论，“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和不断强化使得日美关系从过去的依附与依赖关系逐渐向相互支持、共同谋求东亚霸权的全面伙伴关系演变”。[13]

美日“共同谋求东亚霸权”的论断忽视了美日之间难以兼容的战略利害冲突。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曾有过“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和“美英共同称霸全球”的说法[14]，但与美日同盟形同势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核武器问世，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毁灭性的终极武器，核武器成为国际政治中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成为大国战略平衡的稳定器。战后的历史，核阴云密布，却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核疆局导致美苏之间有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共同战略利益，——避免核大战导致同归于尽的结局。这种共同利益抑制了美苏在全球寻求局部优势的争夺升级为全面冲突，美苏最终达成了所谓“核恐怖平衡”下的世界和平,“共同主宰世界” 的战略应运而生。这是两大阵营势均力敌以及核武器存在导致大国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普遍意义[15]。今天的美日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利害冲突。美国作为在冷战中胜出的唯一超级大国，力图确保其一超独大的地位，围堵和打压任何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日本的利益，是在一个权力更为均衡的世界上，恢复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存在对日本构成现实的安全威胁，冷战后的世界，全球主义盛行，敌人的概念模糊了，有长期利已主义传统的日本不会被美国紧紧地绑在战车上。“美日共同主宰东亚”的论断没有战略依据和逻辑上的支持。冷战后的新美日同盟只是没有战略基础的空壳，是日本自编自导演给美国人看的闹剧。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日本来说，不过是临时济用的权诈。同盟更象是流于形式的松散的政治联姻，而不是具备危难之际同仇敌忾的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已过盛期。

美日同盟不具备美英同盟的凝聚力。二战后美英同盟的特点是“美主英从”，英国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战后英国失去超级大国地位，沦落为二流国家，为了在两极对峙、壁垒分明的世界中寻求生存，追随美国是当然的选择。冷战后苏联解体，共同敌人消失，美英同盟依然牢不可破，这是因为在一个美国主宰下的世界中，英国总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确保自己的生存。一个没有美国霸权的世界对英国来说是动荡和充满危险的。英国只有追随美国才能确保生存与安全是英美同盟的立足点。“美英同盟” 有文化血缘纽带的保障和共同战略利益维系。相反，美日同盟却缺乏强固的基础，战略上的格格不入正促成日本国民反美运动的潜流。要求发展自主防卫、摆脱对美依赖的声音在日本一直没有平息。[16]

东亚存在的两大战略趋势正在日益加深：中国日渐强大与日本加速成为“普通国家”。这一切预示着目前的美日同盟关系实际上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的特点。从长远看，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东亚面临日本自立的冲击。战后日本丧失国权，失去了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展的可能，依托美国的保护，通过经济复兴重振国力，谋求恢复，这本是权宜之计。随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对美一边倒的策略已走到尽头。冷战后意识形态之争淡出国际政治，民族国家在主权分立的国际体系中本能地重新确立其主体性地位，日益融合的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遭到民族文化的顽强抵抗。这是一个民族主义重新激扬的时代。日本作为历史悠久、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会永远躲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这是日本重新确立独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完成新“富国强兵”之后，日本必定会在世界战略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冷战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这终究不能替代日本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终极目标。二战后日本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通过经济复兴重新聚集起国家力量。美日同盟的再定义与日本地位提升的背景就是美国力量的衰落及其对日本控制力的下降，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新美日同盟是冷战同盟的顺延。冷战后的日本“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追随政策了”，日本甚至“暗示自己的战略主体性”。[17]